我的父亲是一名空气动力学工程师，飞机发动机专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涉及到飞行的安全，所以他对工作极端负责，旁人就按他的专业戏称他“空动先生”。

      他一辈子不太得志，原因是当年我国最著名的弹道火箭专家认为唯有导弹可拒敌千里之外，就向国家谏言减少飞机的研制转投导弹，随着国防战略的重点转移，父亲所在项目随即下马，他在六十年代后不得不转行搞了管道通风专业。

     1967年“文革”后父亲因只专注于技术，被批为白专道路“臭老九”，就被靠边站了。作为“逍遥派”在家闲的无事而发愁生闷气，这样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一日，在百般无奈中他想：“小学生文化的赤脚医生都能看病，我读了一辈子书难道不如小学生！”

      说干就干，于是他购买了《农村医生手册》《赤脚医生培训教材》等书籍看（这些书我一直留在身边），他认为中药理论太深奥搞不懂，不如就搞针灸好了，反正是按图索骥，严格按书上老祖宗说的来就不会出事。

     一开始他给自己扎针治疗膝关节疼，随后我们家里所有人被他哄着扎针供他练手，最后我们四个孩子每看到父亲拿出针盒就吓得四处乱串，他的痴迷，也让母亲骂他精神病，说他一天到晚干什么不好，偏偏要给别人扎针；他只好无奈的摇摇头。

      1971年夏天，国家引进英国罗伊斯-罗尔斯公司（RR）的斯贝发动机进行仿制，就是现在的“飞豹”战斗--轰炸机飞机的发动机，他这才放下针灸针。那年我八、九岁，从此就与中医针灸接下了缘。

       1982年，我考入原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学西医临床医疗专业，在大二时，我的解剖大课老师薛振东教授看我鼻涕横流，还不通气，一天到晚昏昏沉沉的，他就用穿刺针针刺我面部翼鄂神经节，仅仅一次就解决了我十多年的老鼻炎；针刺后我立刻感觉神清气爽，仿佛换了人间。星期天回家后我高兴的告诉父亲，父亲赶紧让我拜薛教授为师。

此后逢年过节我都要提四瓶西凤酒（当年中国八大名酒，陕西特产）送薛教授以表心意。（到现在我每次回西安都要去看望恩师薛教授。）

在我大学毕业当医生后的第一年春节，学校放寒假，薛教授把我带到解剖室观看颅骨标本，他将三十多种不同形状的颅骨取出，一一将针刺翼鄂神经节治疗鼻炎时不同颅骨针刺的参数告诉我。并且说针刺翼鄂神经节风险很大，要加倍小心，反复叮嘱不是医生担不得这个责任。此后我运用针刺翼鄂神经节治疗鼻炎，38年来解决了上万人的痛苦。

薛教授是我国生理学奠基人侯宗濂学部委员担负的国家级“针刺麻醉”课题组成员，专门负责神经解剖这项工作；他也是针刺翼鄂神经节治疗鼻炎解剖定位研究的第一人。正是薛教授的一针彻底奠定了我投身中医的决心。

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当实习生时，我动不动就抢抱着病例请中医科会诊，也跟着我另外一个恩师党正祥教授学习，党教授是全国中西医结合外科专业副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他将类似于“复方大承气汤”“大黄蛰虫汤”“血府逐瘀汤”等等汤剂运用的出神入化；一个普外科里到处都是瓶瓶罐罐，都是熬好的中药。在腹部手术后，均用中药泄肠道排毒，对手术后促进排气效果特别好，价格还便宜。他随身携带针灸针了一辈子，走到那都给病人扎针，他的门诊永远挤的是水泄不通；从那时起我也像他那样随身携带针灸针直到今天。

特别感谢党教授的还有他思维方式十分灵活，他知识非常广泛，创新意识极强，永远迎着难题上，总是想方设法解决临床遇到的困难，也启蒙了我的创新意识，而后我时常跑去请教他，一直持续到我工作十余年后他去世。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作为肝胆外科医生，一开始就走上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每一次手术后我都会给病人针刺缓解症状，比如病人由于麻醉插管后呼吸道受刺激有分泌物，类似痰液吐不出来就要靠负压吸引才能保持气道通畅，同时术后病人上腹部疼痛伴有肌紧张，不敢腹式呼吸，更害怕咳嗽振动腹部疼痛；此时针刺内关穴后，腹部肌肉旋即放松，紧张度下降，疼痛缓解，病人这个时候敢于咳嗽了，腹部一用力就可以自我排痰；也为患者减轻了痛苦，增加术后肺通气量，促进肠道蠕动排气，促进微循环，缓解心理紧张，减少医护工作量，减少费用，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凭这个论文我获得了主治医师职称。

     1989年9月份，我在卫生部英语培训中心学习英语（全日制），准备出国深造，非常有幸与我国著名的经络腧穴理论专家，后来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中医科学院针灸所所长黄龙祥教授成了同学。我们两人单独共享一个宿舍，每天背英语单词是天昏地暗，即便如此，他也从来都没有忘记给我分享针灸方面的书籍，鼓励我学习中医。一年后我们毕业，他回北京，我留西安，天各一方，但我一有问题还经常写信向他讨教。作为我国首席代表，在1993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去联合国申请针灸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他著作等身对我国中医事业，特别是经络理论、《内径》等经典著作解读贡献巨大，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

2021年3月我参加了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举办的“北京市西医医师学习中医培训班”彻底圆了我的梦，弥补了我过去仅仅是爱好而不是系统学习的遗憾。每一次上课，我都对电脑屏幕拍照片，也整理出大量随堂笔记，我深知自己退休了记忆力是肯定不行的，但我可以反复看笔记，随时随地可以查找问题所在，做出效应对策。

2023年8月份起，作为西学中学员我来到宽街北京中医医院临床见习，在黄龙祥教授引荐下得到国家级名老中医、著名针灸专家、该院原针灸科主任周德安老先生的关照。在医院明医堂座诊期间，作为83岁的老人他手把手教我治疗医学难题--耳聋耳鸣的针刺方法，并且让我与他单独照相，认我为他的学生，让我大为感动。

如今我已经退休3年了，作为外科主任医师，对于中医的热爱贯穿了我的大半生。感谢我的父亲点燃了我学习中医的火花，感谢薛振东、党正祥、李振富、黄龙祥、王玲玲、周德安、王麟鹏（按接触时间顺序）等中国中医界最顶尖级大家的亲自教诲；他们不仅学识超群，而且品德高尚，一直励我前行。

同时我也认为西学中不是单单的学习，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如果可以，再来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观察中医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运用西医的科学方法去求证，以解决西医、中医目前都没有解决的医学难题才是西学中的终极目的，也是我以此为目标顶风前行几十年的人生宿命。

近二十年来我运用中医理论结合现代植物化学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所做的外用凝胶制剂，解决了目前世界性医学难题：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用药1周，达到80%止痛率，在去年12月，我有幸被《新加坡国际中医药高层论坛》大会邀请，在新加坡做了《中药止痛膏治疗带状疱疹疼痛临床疗效观察》报告，受到与会者高度关注；

 也在国内专业论坛上受到国家原人大副委员长、原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的肯定与高度赞扬，让我倍感骄傲。

 同时在周德安教授指导下，运用解剖结构知识结合针刺，解决了许多耳聋病人的失聪及耳鸣问题，为许多被西医认为无效的患者打开了希望之门。   

在颈肩腰腿痛方面，建立结构针灸的观念，认识到椎间盘突出是该疾病的根本原因，随将针灸针导入椎管内再辅以低频脉冲电刺激，减轻了脊髓神经根压迫后水肿状态，迅速高效解决了椎间盘源性的疼痛。

总之，我的一生从童年开始到今天退休后的中医多点执业，中医已经融入到我生命的每一天，仿佛有神明在前头引导我前行；我也知道我的余生将会是中医伴随我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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